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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最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又杠上了,双方相互提起诉讼,你来我往,俨然开启“第二次版权大战”。稍微了解行业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起诉侵权,实际上已经沦为音乐平台间相互撕逼、打压对方的手段,那么欧美地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 欧美版权模式对我国的启发 ·

欧美版权模式对我国的启发_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我国在音乐版权方面的集体管理机构——中国音乐著作协会(简称音著协),成立于1992年,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也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

根据音著协的官网介绍,其收取使用许可费的范围非常广泛,对音乐作品的机械复制,如出版音像制品等,举办现场演出活动,在餐厅、酒吧、宾馆、歌厅、飞机客舱、火车车厢等公共场所播放背景音乐,广播电台、电视台演播音乐作品以及通过网络使用音乐作品等都应由协会负责有偿许可。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音著协在发挥社会职能过程中却遭受了来自音乐平台方的阻碍。据网络公开资料显示,腾讯音乐接连拿下华纳、索尼、环球的独家音乐版权,其版权曲库占到我国总曲库的90%,而其他像虾米音乐、百度音乐、网易云音乐也各有拿下一些独家版权,但是无论版权数量还是版权质量与腾讯音乐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独家版权模式的存在,使腾讯音乐取代音著协了部分社会职能,成为我国实际意义上的音乐版权管理组织。

欧美版权模式对我国的启发_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在音乐版权管理制度成熟的欧美地区,无论是PROs还是CMO,几乎都是非盈利组织,公平且无歧视地对待市面上的全部音乐,潜心研究如何更有效地管理音乐版权,为音乐人、唱片公司和使用者带来收益。反观国内,各音乐平台作为商业集团,却通过恶意抬高版权价格,掌握了我国绝大部分的音乐版权,手握竞争对手的命脉,一手操持版权管理、传播、销售等事务,形成实际上的垄断竞争。

商人逐利,只要有音乐产品威胁到其发展,音乐平台就可以用版权施加威胁,像文章开头提到的音乐平台相互诉讼的事件,就是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以版权为武器,加剧竞争,搅乱市场竞争秩序所致,影响了音乐市场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就音乐传播本身而言,非盈利组织的一视同仁在商业利益面前也不复存在,手握独家版权的音乐平台自然会对更容易传播的内容予以倾斜和支持。换句话说,除了头部音乐作品容易获得资源和收益外,绝大部分音乐作品很可能就会成为“压箱底”的东西,长此以往,甚至连音乐作品生态环境也会遭受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在欧美这些音乐版权管理制度成熟的地区,都有法律或案例对独家许可作出限制。

1941年,前文提到的美国司法部与ASCAP达成合意裁决(Consent Decree)中,就有相关要求:

1、合意裁决要求ASCAP不能获得独家许可,亦即:音乐使用人既可以向ASCAP寻求许可,也可以直接从其会员处获得许可;

2、合意裁决明确要求ASCAP需要对相似的音乐服务商一视同仁,不可在许可使用费、许可期限、许可条件方面实施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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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意裁决,如音乐使用方与ASCAP就许可费率无法达成一致,则可提交纽约南区法院就费率作出裁决,在裁决作出之前,音乐使用方可以进行使用,并不被视为侵权。可见,法案对独家许可作出限制,是为了防止大的音乐集团阻碍录音制品的使用,从而促进录音制品的广泛传播。

2008年,日本五大唱片公司索尼音乐、爱贝克思、环球音乐、JVC与东芝EMI,因共同设立一家公司,并将歌曲版权的使用权独家授予该公司以提供彩铃服务而被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处罚。公正交易委员会认为五大唱片公司行为违反日本的反垄断法,要求五大唱片公司为其负责音乐授权的员工提供反垄断法方面的培训,并由其法务人员负责定期审核。

参考欧美国家成熟的音乐版权管理机制,可以明显看出,独家版权模式已经成为音乐市场发展的一剂毒药,既不利于音乐作品的传播,也不能为音乐人、唱片公司和使用者保障应有的权益,连国家版权局指导下的音著协也失去应有之义,形同虚设。当商业帝国已经一手遮天野蛮生长,当独家版权在我国失控发展,有关部门应当适时伸出“第三只手”来及时调控,为音乐市场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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