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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最近,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腾讯音乐)和网易云音乐又杠上了,双方相互提起诉讼,你来我往,俨然开启“第二次版权大战”。稍微了解行业的人都知道,所谓的起诉侵权,实际上已经沦为音乐平台间相互撕逼、打压对方的手段,那么欧美地区有没有类似的问题?

· 美国的版权模式 ·

美国的版权模式_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1790年,美国颁布第一部《版权法》,音乐作品版权长期限于音乐作品的复制与发行,因此,在公开场合演唱、演奏音乐作品,并不纳入违法范畴。直到1909年国会修改《版权法》时,才将“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表演”纳入权利体系。

在美国,主要的词曲表演权的集体管理组织(PROs)主要有三家。

1914年,美国作曲家、作家与出版者协会(ASCAP)成立,开始作为一个集中维护音乐作品版权人利益的机构出现。它是三大PROs中成立时间最早的组织,也是全美规模最大的PROs。

20世纪30年代,广播组织为保证自己的版权内容,在1939年,成立了集体管理组织“音乐广播公司”(BMI)。BMI是ASCAP主要竞争对手,在美国规模仅次于ASCAP。

1930年,欧洲戏剧作家和作曲家协会(SESAC)成立,最初代表的是欧洲音乐人在美国的词曲权益,后逐渐本土化成为美国词曲表演权的集体管理组织。相对于前两者,SESAC规模较小,且仅限主动邀请加入,并需要提供一定数量的音乐作品。

美国的版权模式_从中国音乐版权问题频出看欧美的版权模式

在成为PROs的会员之前,版权所有者需要支付一定会费,各组织不相同,如ASCAP对词曲作者和词曲代理商均收取50美元,而BMI则对词曲作者免费,对词曲代理商收取150美元会费。

在加入PROs后,这些组织就会帮助音乐版权所有者追踪、收集、清算和分配各项版税来源。另外,三大PROs也与海外地区的版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共同代表协议,以帮助会员收取来自海外地区的版税收入。

美国的著作权的许可授权方式主要分为两种。

1917年,在ASCAP成立不久,通过发起Herbert v. Shanley Co.(1917)一案,得到最高法院的支持,确立了代表音乐人向音乐使用者征收版税的权利地位,同时开创了一揽子许可授权方式(blanket license)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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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合意裁决(Consent Decree)达成,允许PROs采用一揽子许可或单一项目许可(per program basis)两种途径进行授权,并强调向音乐使用者发放许可时必须遵循非歧视性原则。

其中,一揽子许可授权方式不需要音乐使用者提供播放内容列表,版税每年结算一次。而单一项目授权许可则需要音乐使用者定期向PROs提供具体播放内容(通常为每月一次),而版税的结算也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大PROs对电台、电视、网站以及表演场所等可能的音乐版权使用场合进行密切的计算和监测。比如在监测电台方面,广播组织出身的BMI就有一套遍布全美地区的电台扫描检测系统,全天候监测全国超过2000家大小电台,并自动匹配、计算音乐作品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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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现场表演,ASCAP和BMI还为此分别研制开发了Onstage、BMI Live系统,鼓励会员自己上传作品被现场表演的基本信息,如演出信息、歌曲名字等。PROs再根据这些演出的规模、类型等因素,来计算音乐作品的版税收益。

当然,PROs也会收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用做管理版权事务、维系PROs生存的重要收入来源,像ASCAP和BMI服务费用为版税收入的15%。

总体而言,美国的音乐著作权管理制度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运作高效,并能比较完善的保护音乐版权所有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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