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降，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期，商业经济迅猛发展，商品流通活跃，商业文化在相对自由的空气里迅速生长，显现出鲜明的“异质性”和革命性。
当其时，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当道，逐利、重消费的风尚流行，与求利相伴随的竞争观念浸润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摒弃封建道德、重视个体价值的道德取向也开始为社会接受或部分接受，“商贾亦何可鄙之有”的呐喊在质疑统治者一以贯之的抑商政策，重商意识渐入人心。总之，商业文化以其迥异于正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开始对整个社会生活和文化心理产生重要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金瓶梅》横空出世。它抛弃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敏感地抓住特殊时代非主流的商业文化精神，用如椽巨笔深刻展现两种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揭示商业文化的异质性的同时，成功地完成了艺术形象的美学创造，为主人公西门庆表现进取野心、施展商人才干提供了广阔的社会舞台，从而将作品的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高度。
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
商业与竞争同在。作为商人，西门庆的血液里浸透了竞争进取的商业文化因子。在习惯了中庸之道、文雅敦厚的农业文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小小清河县，当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潮流袭来，他带着充满野性的商业竞争气息、带着强烈的反叛意识，活力四射地开始其发迹变态之旅。
这位仅仅只承继了一间生药铺的药材商的传人，奉行一切以逐利为原则的竞争哲学，拥有立足竞争、敢于冒险的商人素养，更具不择手段、疯狂敛财的经商谋略。他以竞争为主旋律，展开了“若猛兽鸷鸟之发”（司马迁语）式的商业出击。
在逐利的旗帜下，西门庆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他以“机深诡谲”的手段疯狂地实施商业资本的掠夺性积累；他懂得“钱能生钱”的道理，知道“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因而不择手段地扩增店铺，放高利贷、长途贩运，执着于资本的周转流动和不断增值；他高度关注市场信息，且善于抢夺商机，买贱卖贵，使经商规模越做越大；他敏感地意识到封建垄断经营的高额利润，于是勾结官府，牟取盐引，独揽为官府买古董的生意，凶残地排挤、打压生意竞争对手。仅仅六七年光景，他就从一个“算不得十分富贵”的生药铺老板一跃成为拥有近十万两白银的流动资本和大量不动产的“山东第一个财主”。
在封建政治体制下，商人一直居于四民之末，他们必须不断地突破封建抑商政策的束缚才能前进。对于这一点，充满竞争热情而寡廉鲜耻的西门庆了然于心，在把握了依仗封建特权发迹暴富之奥秘后，他把商业的竞争特性更多地带入他人生的另一重要领域——官场。从贿赂官员开始，西门庆走上了一条疯狂而无耻的敛财之路。因为累次送礼，他蒙蔡京赐官，这对并不希求仕途发达的西门庆纯属意外之喜，但嗜利之心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更加恶性膨胀，做官后的西门庆从此更加肆无忌惮地贪赃枉法，攫取不义之财。别人无法偷漏的国家税款他能漏，别人不敢放的高利贷他敢放，别人批不下来的官府控制的货物他轻易可取。总之，为在商业竞争中牟取暴利，他不惜重金、不择手段、不顾一切地向封建经济秩序发起凶悍的进攻，以行贿和其他经济手段，买官鬻爵，结党营私，巧取豪夺，与封建政权展开了疯狂的利益争夺。在与贪官污吏的合谋中，他将畸形发展的商业竞争的特性演绎到极致，并从中培养起邪恶的从商信仰：结交官府即暴富。
暴富后的西门庆没有执着于传统商人“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行为模式，他秉承商业文化重消费、重“欲”的满足的理念，将依仗封建特权获得的巨大财富基本用于奢侈淫糜的生活享受，将商场、官场的一切争夺都定格于情场的恣意纵横：婚姻成为他商业经营的项目之一，娶孟玉楼、李瓶儿都有明显的谋财企图；他把妇女当做可以从市场自由买卖的商品，买卖越富有挑战性，他进攻的冲动就越强烈，譬如采用卑劣的手段夺娶李瓶儿、毒杀武大占有潘金莲、栽赃来旺以图长期霸占其妻宋惠莲，如此等等。在那个人欲横流、拜金盛行的时代氛围为他提供纵欲温床的同时，他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放纵自己的情欲，将性享乐追逐史演绎为对众多女性的征服史。传统的道德观念、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在这里节节败退，商人的竞争愉悦从未如此酣畅淋漓。然而，欲望的满足如同一把双刃剑，它使西门庆在占有的同时承受着精力的无尽虚耗。财色竞争的狂热导致占有与自毁的逆向互动，西门庆的生命迅速消亡，他那进取的勃勃野心也随风而逝。作为现实生活特定群体的代表，他的死无疑深蕴了悲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