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男同性恋人群职员学生超40%[组图]

全国约近千万男同性恋

全国约近千万男同性恋

此外，在526名男性同性恋人群中，10.6%的人在最近6个月中存在商业性行为，其中包括同时向男性和女性提供商业性服务。存在商业性行为的56个人中，多数是23岁以下、高中学历以下的外地来京的年轻人。他们中间，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的危险和几率都非常高。

在已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17位受调查者中，多数是曾经发生过商业性行为的人。

针对此，中国疾控中心首先与朝阳区疾控中心合作，本月在北京启动“男同性恋门诊”项目，希望在社区跟踪、关怀男性同性恋者的生存状况，并计划在未来1年时间里，持续对就诊的男同性恋人群，开展性病、艾滋病的监测、心理咨询、治疗和行为干预。

中国疾控中心同期公布的艾滋病疫情评估显示，目前，中国现存65万艾滋病感染者中，通过男男性接触感染的比率占7.3%，约4.7万。而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MSM（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人群”相关调研、干预项目的估计，全国存在同性性接触的男性，约500万－1000万。

个案

“我感染了，但不能再害别人”

感染艾滋病后，同性恋者晓林当上志愿者

爱干净的晓林（化名）是今年6月份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而他才23岁。从无法接受，到成为一名同性恋志愿者，晓林说感染艾滋后，自己生活改变了很多：辞掉了工作，不再敢乱花钱，总担心发病以后的日子……可是，生活也打开了另外一扇窗，让自己认识更多的人，比以前活得更积极。

晓林坦言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爱人，而这种情况下的男性同性恋者，很容易同时有多个性伴侣，感染疾病的风险很高。尽管一直很注意使用安全套，但他记得，今年4月，在与一个通过QQ聊天结识的男友发生“一夜情”时，他听信了对方“已经准备安全套”的谎言，没有自带安全套，最后发生了没有安全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转眼，感染艾滋病的现实已经在晓林的生活中存在了半年。他说，现在自己一直是一个人，已经通过一个朋友，在另外一个城市，找到了一份跟自己计算机专业相关的工作。“家人和绝大多数朋友都不知道我的同性恋身份，我想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晓林知道，“我的家庭是很传统的，他们知道了会受不了。”依现在的健康状况，晓林认为，自己已经不再像感染前那样，可以找到一个爱人一起生活。“但从生理需求来说，也许我还会有性伙伴”。他坦言，“我想我不会告诉对方我感染的情况，不过我肯定会坚持使用安全套。我经历过那种感染的痛苦，我感染了，不能帮人，但也肯定不能再害别人！”暂时没有工作的晓林，说自己现在靠上一份工作的积蓄维持在北京的生活。因为听朋友介绍，12月，中国疾控中心有一个项目，能够为在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免费检测CD4和病毒载量。他决定等接受完这个免费的检测再离开北京，“毕竟，一次检测就需要几百元，对我现在来说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按照医生的建议，感染者至多每隔半年就要接受一次艾滋病病毒在身体内变化情况的检测。

观点

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专家张北川呼吁社会更宽容

让同性恋“变身”防艾志愿者

本报讯“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中，没有一个人群，像这个人群一样，能主动站出来，配合政府开展同伴教育，自觉做行为干预。”昨天，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同性恋人群艾滋病干预专家张北川表示，如果政府的公共卫生政策更倾斜，社会环境更宽容，男性同性恋人群将是最积极的防艾志愿者。

他说自己至今清楚记得，10年前，自己刚刚开始研究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工作时，一位大学教师找到他，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坦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第二句话就是，“您现在做的工作很重要，我能不能帮您做点什么？”张北川同时公布了自己负责的课题组，刚刚在全国9个城市对2000多名男男性接触人群开展的歧视及情感、行为意识调查结果。总结数据发现：2000多位受调查者中，因性取向感受痛苦，并严重影响工作、学习生活的人，占60%；同时，接近1/10的人，曾有过自杀行为。深入探寻其自杀原因，25%的人是因为与同性爱人的伴侣关系破裂；20%左右是因为传统社会观念的压力，难以接受自己的性取向；第三位是因为找不到同性伴侣；第四位是与异性结婚后无法适应，其次还有被强迫与女性结婚，性取向被曝光，无法与同性爱人一起生活等。

对此，张北川昨天对发布会现场的中国疾控中心官员、专家、媒体呼吁，首先，社会舆论不应把“同性恋”与滥交联系在一起；同时，国家应该通过适当的公共卫生政策倾斜，更加关注并实际对男性同性恋人群开展健康监测、防艾行为干预工作，有更多政策鼓励“同志社区”的建立，给男性同性恋人群更宽松的生存环境。

本版采写：记者魏铭言 摄影：记者王申（来源：新京报）